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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青: 我们活在这样的时代 (四)
民国新文艺转型时期，鲁迅顶顶难得的态度，是他的现实感。这种现实感，基于他对自己的能量的把握，也基于他对民国时期整体文艺生态的清醒认识。他在盛名之际几乎放弃短篇小说，他看清长篇小说的内在规律，从未轻率染指。他始终主张新文学的首要的功课，是老老实实翻译经典，所以他身体力行，联合同好，以日文与德文译介外国的作品。虽然他从未去西欧亲眼瞻望文艺复兴以降的经典绘画，但以惊人的直觉，他知道，在当时落后纷乱的中国，在美学渊源完全相异的文化之间，富贵而庞杂的油画艺术，难以在当时的中国开花结果。他敏感到相对简易的木刻，能够直捷移取欧洲绘画的部分经验。这和他一开始就留心弱小民族的短篇，适合师法，言说本土的真实，是一个道理。和五四一代许多激进的、沉醉于宏大命题、宏伟计划、喜欢大肆声张的启蒙者不同，鲁迅向来姿态很低，动作审慎，对自己，对别人，都要求从小型的、简易的事情做起，一步一步来。他懂得那么多，可是每件事都是认真仔细弄好了，只拿出来一点点。
以我的揣度，鲁迅推崇木刻，除了品味、偏爱，除了前卫的激情，还有更深的，他未曾说出的理由，这理由，基于他对中国的深刻的观察：如同他对欧美议会式的宪政文化能否移植中国，自始抱有怀疑，他对西洋绘画，包括那些形制庞大的欧美文艺能否在中国生根，能否契合中国，也向来怀疑。他并未公开地，武断地表达这怀疑，在他某些偏于乐观的，五四式的，被后来的现实证明为虚妄的^***想象中，苏联曾经是他的参照与希望–没有人在鲁迅的年代超越这种希望，包括早期的胡适–可是在这些近于轻率的想象中，请注意，不包括鲁迅对未来中国的文艺想象。
出于非凡的文化自觉，鲁迅既不相信古代经典还能作为新时代文艺的资源，也从未以世界主义，以他一贯健康明朗的西化立场，乐观预言西洋艺术在中国的前景。我注意到，即便鲁迅的怀疑主义遍及不同的领域和问题，但他对文艺，对文艺的西化，十分审慎。他不忌讳^***判断，并曾经犯错，但在文艺问题上，他仅仅轻快地嘲讽，却从不使自己的判断离谱、失据。他太懂艺术了，他不愿自己犯错–除了文艺的大众性，我们没有机会听到鲁迅做出文艺方向的大叙述。不是因为他忙，不是因为他瞩目于更大的是非，而是，我以为，正是在他最熟稔，最能把握的文艺中，他深知什么是不可把握的。
在他大量写给画家的私信中，他偶尔提醒这种不可把握的文化感，譬如油画，他说中国连美术馆也没有，不见真迹，学油画，只是在"摸黑弄堂"。他欣喜于木刻青年的成绩，但从未真的满意过，始终悬着高的标准，时时指出其中的幼稚和浅薄。 他谈及自己的小说，青年的木刻，只是看做小把戏，假定是在试验的，过度的阶段，全过程没有半句狂妄的话，这不仅是谦虚，而是，他真懂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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