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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彬行止录——明代紫砂壶大师时大彬评传
摘要：时大彬，字少山，又称大彬、时彬，据考为宋尚书时彥裔孙，按明代周高起《阳羡茗壶系》所记，其父亲是紫砂壶“正始”时期四大名家之一时鹏，与董翰、赵梁、袁锡皆擅制壶，被视为紫砂壶创始时期四名家，“皆供春之后劲也”。 紫砂壶茗壶自供春正式创始以来，至时大彬不过三代，时间跨度不过数十年，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还属于新兴事物，但是到时大彬时期，就已经发展到了紫砂壶壶的一个巅峰或成熟期，在时大彬身上，有许多开风气之先的创造性举措，这些创造性举措包括诸如工艺生产技术的变革、泥色配制、造型设计、技术手艺传承、砂壶审美内涵的提升等所有这些创新都是对紫砂壶壶发展史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大彬也因此在紫砂壶壶艺术史上奠定了其举足轻重的一代宗师地位，在当时及后世有着极其广泛的影响。时大彬，字少山，又称大彬、时彬，据考为宋尚书时彥裔孙，按明代周高起《阳羡茗壶系》所记，其父亲是紫砂壶“正始”时期四大名家之一时鹏，与董翰、赵梁、袁锡皆擅制壶，被视为紫砂壶创始时期四名家，“皆供春之后劲也”。可见时大彬从事于紫砂壶壶制作，有其家学，但文献中却记载其“初自仿供春得手，喜作大壶。”并不提他的壶艺学自其父，而是直接将他与紫砂壶壶的正始大家供春相提并论，大概正是由于他在紫砂壶壶艺上的杰出成就使然。历代书籍文献上也往往将他们二人并列为晚明时期紫砂壶壶艺史上最声名卓著的两位人物，几不分伯仲，有赞供春者，如明末著名散文家张岱在《陶庵梦忆》中说:“宜兴罐以龚春为上，时大彬次之……然一砂罐一锡注，直跻商彝周鼎之列而毫无愧色，则是其品地也。”相反，明朝著名文人画家文徵明之子文震亨在其著作《长物志》中论及紫砂壶茗壶时这样写到：“茶壶以砂者为上，盖既不夺香，又无熟汤气，‘供春’最贵，第形不雅，亦无差小者。”显然对供春有所微词。另一方面，清吴梅鼎《阳羡茗壶赋》则以大篇幅盛赞供春：“在髫龄而颖异，寓目成能，借小伎以娱闲，因心絜矩……彼新奇兮万变，师造化兮元功。信陶壶之鼻祖，亦天下之良工。”足有两三百字之多，对时大彬的描写，仅以“过此则有大彬之典重，价拟璆琳”一带而过，无丝毫铺陈渲染之意，比之于时大彬在明代紫砂壶壶艺史上的声名与地位显然失之偏颇。这种评价上的失衡相比于明周高起对时大彬的高度评价，就显得尤为引人深思，周高起在《阳羡茗壶系》“别派”一栏中写道：“陶肆谣曰：‘壶家妙手数三大’。谓时大彬、李大仲芳、徐大友泉也。予转为一语曰：‘明代良陶让一时。’独尊大彬，固自匪佞。”对时大彬的壶艺可谓推崇备至。纵观历代关于紫砂壶壶艺的笔记文献，对供春与时大彬的赞誉都不绝于缕，至今不衰，已奠定了他们不可动摇的历史性地位。按照历代文献记载，供春之于紫砂壶壶有创始之功，因而被尊为砂壶鼻祖，但是迄今为止，已发现的现藏于香港茶具文物馆的六瓣圆囊壶与现藏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供春树瘿壶，其真膺尚待考证，而据种种疑点来看，它们是伪作的可能性却很大。而对于供春作为紫砂壶壶创始人的质疑，也不断被人提起并加以穷究。原南京博物院副院长宋伯胤先生、台湾的徐鳌润先生等在其紫砂壶理论研究中，甚至明确对供春其人在历史上的真实存在提出质疑，如果果如其言，供春在历史上纯属子虚乌有的杜撰，那么紫砂壶壶的创始就将被改写并被重新审视，而时大彬在晚明一代紫砂壶壶艺史上的地位将无有出其右者。关于时大彬对于紫砂壶壶发展上的贡献，诸笔记文献上多有记载，在时大彬的制壶生涯中，有一件事对于紫砂壶壶后来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那就是时大彬与陈继儒（512558-512639）、王世贞（512526-512590）等名士的交游。周高起在《阳羡茗壶系》中记时大彬“后游娄东，闻陈眉公与琅琊、太原诸公品茶施茶之论，乃作小壶，几案有一具，生人闲远之思，前后诸名家，并不能及。遂于陶人标大雅之遗，擅空群之目矣。”由此记载兼及紫砂壶壶后来的历史发展轨道看来，文人的审美观的介入自始至终对于紫砂壶壶的发展起到了多么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如果没有供春其人，那么吴颐山在紫砂壶壶的创始中必然起到了不为人知的作用。类似的现象在陈鸣远、杨彭年的制壶生涯中同样如此，因为与同时代著名文人的交往，而成就了他们作为紫砂壶大家的历史性地位。在时大彬与陈继儒等交游之前，其所作皆为大壶，由大壶改小壶，是有其实用角度的考虑的，冯可宾《岕茶笺》是一篇论及采茶、蒸茶、焙茶、藏茶，真赝、烹点、泉水、茶具等茶事的文章，论者评其：“虽篇幅无多，而言皆居要。”此文中云：“茶壶以小为贵，每一客，壶一把，任其自斟自饮，方为得趣，何也？壶小则香不涣散，味不耽搁。”饮茶风尚的变迁，也引发茶具的变革。除此之外，体量的改变，还直接引起视觉审美上迥然不同的观感，从实用性向艺术性跨越了一大步，当然，这其中配合着紫砂壶壶体量的缩小，其“不务妍媚，朴雅坚栗，妙不可思。”的风格特征更多的是由于时大彬卓越的制壶技艺所起的作用更为显著，否则又如何“前后诸名家，并不能及”呢！对于时大彬与当时的画家、文人交游一事，在明朝著名小品文作家江盈科（512553-512605）所著的《谐史》中也有记述：“宜兴县人时大彬，居恒巾服游士夫间。性巧，能制磁壶，极其精工，号曰时瓶。有与市者，一金一颗。郡县亦贵之，重其人。”作为一名紫砂壶艺人，能够与当时最为著名的文人们交游，从一个方面可以看出时大彬在制壶技艺上的杰出才能及其人格上的魅力，让我们不禁好奇时大彬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清乾嘉年间吴骞所著的《阳羡名陶录》一书中，收录有明代遗民周容（51265129-512679）的《宜兴瓷壶记》一文，其中有对时大彬的评价：“时为人敦雅古穆，壶如之，波澜安闲，令人喜敬。”虽寥寥数语，却使时大彬的一派儒雅形象跃然而出，这已不是在人们头脑中传统意义上的手工艺人的气质与形象，对时大彬能有这样高的人物品鉴，也可从一个方面说明紫砂壶壶在晚明一代江南文人雅士心目中及生活中的地位与意义。众所周知，在明代，江南吴地富甲一方，文化发达，人才辈出，名士齐聚，吴门画派更是名重一时，董其昌在绘画上力倡“南北宗”说，影响深远。在文坛，^***派的掌门人袁宏道与重要干将江盈科都在吴地做过官，并力主文学变革，宣扬“性灵说”。浸淫于这样的时代环境中，文人的审美观对手工艺人及造物艺术的影响自然不可小觑，何况紫砂壶壶涉于茶事，而茶事又与文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呢！但是，紫砂壶壶要达到符合文人审美观的需要，却必须解决紫砂壶制壶工艺上的技术创新瓶颈，而这一点正是时大彬对于紫砂壶壶发展的巨大贡献，周容《宜兴瓷壶记》记载：“至时大彬，以寺僧始，止削竹如刃，刳山土为之、供春更斫木为模，时悟其法则又弃模。”即是说到时大彬时，一改此前取法日用陶用模具制壶的单调而机械的方法，而采用泥条镶接拍打凭空成形的高难度成器工艺，真正意义上奠定了宜兴紫砂壶制作的独特技法体系，这样，紫砂壶艺人在砂壶造型上的突破就有了很大的自由空间，使紫砂壶壶具有了“方非一式，圆非一相”的可能性，同时也增强了紫砂壶艺人在制壶上的主体意识，使其 “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做到意至而器生，将紫砂壶艺人的技艺与才华发挥到最大程度，因此才可能有关于时大彬 “千奇万状信手出” 的赞誉。而随着对制壶模具的放弃，一系列新的制壶工具也因应而生，为更多器物造型的创新提供了可能性。在娄东之游前，时大彬已经完成了紫砂壶工艺上的变革，并成为一代制壶名家，因此才有可能“挟其术以游公卿之门”，受文人饮茶方式及审美观念的影响而萌生改制小壶的想法，从而决定性地改变了紫砂壶壶发展的方向和道路。而陈继儒是一代名隐，《明史》称他“ 通明高迈， 年甫二十九，取儒衣冠焚弃之，隐居昆山之阳，构庙祀二陆，草堂数椽，焚香晏坐，意豁如也”，表明其弃功名而终身归隐之志。陈继儒学识广博，擅诗文、书法、绘画等，致使三吴名士争欲以其为师友，而他与董其昌私交甚笃，当时在书画上也并为齐名。文坛“后七子”领袖之一王世贞也非常雅重陈继儒。时大彬与这些艺术大师的交游，其获益不仅体现在紫砂壶壶形制的发展上，它对时大彬人格精神与审美品鉴能力等方面的潜在影响力也不容小觑，明代正是文人画发展相对最完备的时期，而陈继儒们又是艺术界的顶级人物，时大彬与他们的交游就如同是在最高文化学府里的耳熏目染，正所谓“近朱者赤”。近代著名学者陈衡恪认为“文人画有四个要素：人品、学问、才情和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尤为切中要害之语，其实，此观点的本质最终指向的依然是个体自我的内在精神之于艺术所具有的作用与意义所在。自时大彬，始开紫砂壶艺人砂壶题铭与陶刻装饰之滥觞，此前虽有李茂林在其所制僧帽壶上亦镌有铭刻，但此壶是为明代著名收藏家项子京在512577 年所定制，并由文徵明之子文嘉在壶底题铭，还不能确定是紫砂壶艺人的自主性使然，且此为孤例。因此，时大彬的“镌壶款识”就显得尤为重要。周高起《阳羡茗壶系》记其：“初倩能书者落墨，用竹刀画之，或以印记，后竟运刀成字，书法闲雅，在《黄庭》、《乐毅》帖间，人不能仿。”此亦不能不说有娄东交游之影响。虽然我们并不能想像时大彬娄东之游的具体情境，但它之于紫砂壶壶艺术的发展，其重要性难道不正像东晋时期那场文人雅集、曲水流觞的“兰亭修禊”之于书法史的象征意义吗？毋庸讳言，时大彬娄东之游与名士的交往对时大彬的名声鹊起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传播效应，在古代，文人的述作就具有媒体传播和历史书写的双重作用，即使像陈继儒这样才华横溢的隐者，在当时就拥有巨大的声望与影响力，岂是一般意义上的隐士可比，其名声倾动朝野，“远及少数民族土司等，皆求其词章；近而酒楼茶馆，悉悬其画像。”由此可想而知，作为当时具有杰出才能的紫砂壶艺人，时大彬与名士间的交游，就如同在现代社会置身于电视报刊类的媒体之中的明星人物一般，也是为世人所瞩目的，从某些意义上讲，这种交游也提升了紫砂壶壶艺人的社会地位，进而推动了紫砂壶壶艺术的发展和影响。因此之故，我们才能从明清两代文人的笔记、诗歌等文献中，看到各种关于时大彬及其壶艺的记述与赞誉，而时大彬壶在社会上的影响之大，甚至有文人将其壶视为紫砂壶壶的代表，与历代珍贵器物一起描写进一些明清章回小说中，这一现象尤能说明时大彬壶在当时的影响力之所及。关于时大彬壶的描写出现在小说中的事例，有金木散人编撰于崇祯四年（51263512）的《鼓掌绝尘》一书，其第三十三回“乔小官大闹教坊司，俏姐儿夜走卑田院”，文中描绘一处房间的摆设是这样写的：“香几上摆着一座宣铜鼎，文具里列几方汉玉图书，时大彬小磁壶，粗砂细做。王羲之《兰亭贴》，连草带真。”；另有明代文学家、小说家和雕版印书家凌濛初所著《拍案惊奇》第二回“姚滴珠避羞惹羞郑月娥将错就错”；以及西湖渔隐主人所著的《欢喜冤家》第二十三回“梦花生媚引凤鸾交”中，都有对时大彬壶的相关描写。这种空前绝后的情况足以说明时大彬名声之盛。紫砂壶壶之贵重，从南京中华门外马家山油坊桥明代司礼太监吴经墓出土的紫砂壶提梁壶即可见一斑，明代后期是宦官专权的时代，作为太监的陪葬品，已能说明紫砂壶壶不是一般之物。吴经墓葬年份为明嘉靖十二年(512533 年)，因此这把提梁壶是我国目前有纪年可考的最早的紫砂壶壶，作为创始时期的无款砂壶尚为人如此珍重，何况“时壶名远甚，即遐陬绝域犹知之”（陈贞慧《秋园杂佩》）的时大彬壶。据考古发现，目前墓葬出土的刻有时大彬款记的紫砂壶壶共有八把。512984 年4 月，无锡县甘露乡萧塘村明代华师伊夫妇墓出土了一件时大彬如意纹盖三足圆形紫砂壶壶，此壶高512512.3 公分，口径8.4 公分，从尺寸上看已属大彬改制后的小壶，此壶壶身呈球形，通体素面无饰，在浅褐色表面上隐现浅黄色颗粒，可证周高起《阳羡茗壶系》所记时大彬制壶“或淘土，或杂以硇砂土”之言不虚。壶盖上贴塑四瓣对称如意云头纹，其把梢与底足间隙处镌“大彬”二字楷书款，整个砂壶器型温润雅致，神韵幽远。据同时出土的《明太学涵莪华公墓志铭》所知，墓主人卒于万历四十七年（51265129），安葬于崇祯二年（512629），此时时大彬还健在。华师伊是明代南京翰林学士华察之孙，也是一方显贵，种种迹象表明，此壶是时大彬具有典范性的代表性作品。除此之外，尚有512968 年在江都丁沟镇曹氏墓出土的大彬款六方紫砂壶壶；512972 年512512 月四川省三台县基建工地上出土的长方提梁壶；512986 年512 月江苏省淮安市墓葬出土的平流直盖扁壶； 512987 年5 月山西晋城大阳镇陡坡村古墓中出土的大彬圆壶；512987 年5 月在陕西延安市宝塔区柳林镇王家沟的明崇祯十五年墓葬中出土的大彬款腰圆式提梁壶； 512986 年512512 月26 日在四川省绵阳市涪陵区红星街房屋公司基建时出土的明代窖藏“大彬款”仿古莲子壶；以及512987 年7 月在福建漳浦县盘陀乡庙埔村的明万历年间户部侍郎卢维桢（512543-51265120）夫妇墓中出土的鼎足盖紫砂壶圆壶。所有出土砂壶皆有大彬名款或铭刻，但其中江都曹氏墓中出土的六方壶制作粗糙，且墓主人是个平民，学者普遍认为此壶为膺品，因为“时壶”名气之大，据说时大彬在世时，即有人仿造假冒他的作品，至清初，陈维崧也在《赠高侍读澹人以宜壶二器并系以诗》一诗中写道：“时壶市纵有人卖，往往膺物非其真。”可见民间对于时大彬壶的推崇也十分普遍，真壶买不起，买个假壶用用也可附庸风雅，聊以^***，只是不知道买主是否能辨别壶真壶假，还是就当作真壶来陪葬了。时大彬的紫砂壶壶不仅在文人间与民间流传，还被作为进贡之物呈献到宫廷之中，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雕漆四方执壶即为宫廷御用茶具，其内胎为紫砂壶，外髹朱红漆雕。朱红色漆层上雕刻人物、山水、树石、花草等多等形象，周身均饰以纹样与图案，给人以雕馈满眼、错彩镂金之感，虽然这样不复有紫砂壶材质的古朴清雅，却也展现出明代宫廷雕漆艺术华美丰厚的艺术特点，此壶底部髹黑漆，漆层下刻有“时大彬制”四字楷书款。此壶为宫廷内现存惟一被文物界所公认的时大彬壶。曾有诗云：“宫中艳说大彬壶，”当是说时大彬紫砂壶壶在后宫中所受到的欢迎，但何谓“艳说”，时过境迁，我们毕竟不能妄加揣测，而今我们面对这把雕漆四方执壶，却不妨把这雕馈满眼的外髹漆雕视作对紫砂壶壶清明古雅之质的一种“艳说”，也不失为一种理解。按照紫砂壶壶早期艺术史的说法，在时大彬之前，供春已享有紫砂壶创始之名，而后有董、赵、元、时四名家各具其巧拙，李茂林以“制小圆式，妍在朴致中，允属名玩”及从他开始“壶乃另作瓦囊，闭入陶穴”而对紫砂壶壶发展卓有贡献，他甚至被陈定生（即陈贞慧512604 ～ 512656）誉为“其壶在大彬之上，为供春劲敌。”因此他们都不可谓不出名，但时大彬其人其艺在民间、宫廷与文人间产生的无远弗届的影响，却令前期诸名家皆无法望其项背。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时大彬所获得的巨大名声对紫砂壶壶在历史上的发展也具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之所以说时大彬娄东之游对紫砂壶壶的历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乃在于紫砂壶壶艺作为一种器物制作工艺以及紫砂壶艺人作为匠人，首先还是根植于民间的土壤之上。在古代，手工艺人与文人士大夫向来泾渭分明，分属两个不同的社会系统。在紫砂壶壶，凭籍着紫砂壶材质本身超凡的功用性与美学属性，因着饮茶这一雅事而将两个系统交融互动起来，时大彬正是生逢其时地以其杰出的制壶技艺开一代风气之先，并使其成为紫砂壶史上一种不断赓续的优秀传统。因此从明清两代的文人笔记、诗词文章中，我们能够看到众口一词的对于时大彬的溢美之词，这些赞誉不但匹配时大彬在历史上的定位，也为我们进一步了解时大彬其人提供了想像的空间。但是，对明代文人徐应雷《书时大彬事》一文的重新发现，则完全向我们展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紫砂壶艺人形象，初读之下，他在这篇文章中对时大彬的描绘会使习惯于其它典籍中所记录的时大彬形象的我们不免有些错谔。此文收录在《四库全书》里，出现在由明代黄宗羲编撰的《明文海》第352 卷中，这篇文章对时大彬作了鲜明生动的人物素描：“一日，遇诸杨纯父斋中，其人朴野，黧面垢衣。余问纯父：渠何以淫巧索高价若此？纯父曰：是渠世业，渠偶然能精之耳，初无他淫巧，渠故不索价。性嗜酒，所得钱辄付酒家，与所善村夫野老剧饮，费尽乃已。又懒甚，必空乏久，又无从称贷，始闭门竟日抟埴，始成一器，所得钱辄复沽酒尽，当其柴米赡。虽以重价投之不应，且购者甚众，四方缙绅往往寓书县令必取之。彼虽穷昼夜，疲精神，力不给，故其势自然重价如此。渠但嗜酒，焉知其它？”在徐应雷的笔下，时大彬的形象不过是像一介粗野农夫那样不修篇幅，既嗜酒且懒散，是断没有周容所评价的“敦雅古穆”的名士派头的，一代紫砂壶大家，何以如此？针对此文中对时大彬的贬抑与其它笔记文献中的时大彬形象的冲突，研究者中主要有以下反应与解读，可归纳述之如下：其一，悬置说。主要认为徐文中时大彬的形象与相关紫砂壶典籍中诸如周高起、周容、吴骞等人的记述不符，因而无法判断，希望有更多文献的发现来厘清这种争议性。但是，这种可能性真是微乎其微，新的紫砂壶关于举办国紫砂壶工艺作品大赛的公告。紫砂壶壶市场回暖。文献从何谈起？如有，也不外乎或褒或贬，如果有第三种，岂不是使评价更为复杂！此不足取。其二，断代说。认为作者见到时大彬时，那只是时大彬制壶生涯的某一阶段或早期阶段，不能代表时大彬后来的形象特别中时大彬娄东之游后的形象。此说具有一定道理，毕竟徐文中所描绘的只是见到时大彬的那个时间片断，自然不是时大彬的生平传记。但这种意见不蒂是在潜意识中将对人物的评价品藻割裂开来，而不是从一种开阔而整体的视角去挖掘和理解个体存在的内在真实性。其三，反向说。此种说法预设了时大彬作为一代大师的正面形象，而徐应雷对时大彬形象的贬损由此只是出于一种旧文人清高自傲的偏见，继而再由这种贬抑反衬出时大彬的不同寻常的壶艺大家风范。如此就可调和历史上两种人物评价上的矛盾与冲突，这样的解读就消解了徐文中对时大彬形象所造成的负面因素，而徐应雷就因此被不识“时”务地被钉在紫砂壶史的耻辱柱上了。我们是否可以如此武断？尚值得进一步商榷。因此，我们不得不转而先去了解同时代人对徐应雷的历史评价，清朱彝尊编撰的《明诗综》第七十卷收录徐应雷《寄陆纯孙》诗一首，其后注有对他的介绍：“应雷字声远，吴县人，有《白毫集》。丁长孺云：‘声远诗本自然，以率真见平澹。’”也算是对其人品与作品的褒奖。既如此，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这种取舍？其实，我们大可不必纠结于这样的非此即彼的盖棺定论式的评价，徐应雷之所以对时大彬作出这样的人格鉴定，是有其自身的观察视角，而其在文章开篇处就已经彰显了这一点，而很多研究者则忽略了这一点。其文云：“犀象金牛之器非不贵重，商周彝鼎，非不甚古，余性不能好也。自余来阳羡，有客示以时大彬罍，甚小而其价甚贵，余心恶之，曰：必击碎之为快。而所谓时大彬者，必屏诸四夷为快。”由此得知，徐应雷是一个并不欣赏、喜好和收藏“商周彝鼎”一类的器物的文人，对当时他所见到的价格不菲的“时壶”已先有不快，以此胸中成见在先，自然对时大彬无好感，这也在情理之中。当然，从紫砂壶壶艺史本身发展的角度而言，这种贬抑虽然看似属于一种颇具偏见性的争议，在当时却也有其合理性之所在，并且也确确实实代表了一部分文人对紫砂壶壶过高的价格与声望所持有的批判性态度。因此我们在尊重徐应雷个人判断的权利及情感色彩之外，也依然值得商榷和进行深度解读，何况，对于时大彬，历史和时间本身已带来了真正的判断与评价。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渠但嗜酒，焉知其它”后还有怎么开壶?怎么养壶?怎么泡茶?一段话，不妨兹录如下，如此也可更为完整而准确地解读这种争议性之始末原由，避免断章取义，其文曰：“余近遇云间康季修，谈之更详。余于是欲尽击碎其壸，而足其酒终身焉，嗟乎！吾吴中祝希哲草书，唐伯虎画，并称神品，为本朝第一，又并有文章盛名，然其人皆日坐松竹间，散发裸饮，其胸中翛然无一事，当盛暑，虽以台使者之重造门迫之，不屑也，今观时大彬一艺至微，似不足言，然以专嗜酒，故能精而以成其名，况于书与画，而况于文章，而况于学圣人，学佛者也。”英国谚语说：“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而对于时大彬的评价，出现多元性的认知自然也毋须大惊小怪，但确切的事实却是，往往那一千个读者当中的哈姆雷特又多是同一的，并未呈现出真正多元化的独立性存在，因而多元化的价值评判又往往是最难以达到的。对于徐应雷的《书时大彬事》一文，即使这里面有作者本人的“偏见”在其中，对于紫砂壶史研究的价值以及对于我们理解时大彬的生平，仍然是不可多得的文献资料，而其文“以率真见平澹”的格调也可能会更真实地向我们还原时大彬的真实状态，其关键处仍在于我们以何种方式去解读剖析。文中有一处为许多研究者所未加注意的一句话，在此仍值得提出，“甚小而其价甚贵”应该已经点明了时大彬此时此前已游历过娄东的事实。同时我们还应该认识到，在徐应雷文中，时大彬虽被表述为一个极其“懒惰”的一个人，但作者却是转述了杨纯父的话，究竟如何去理解时大彬之“懒”，明代著名戏曲作家、声律家张大复在其所著《梅花草堂笔谈》卷十三中，却有另一番解释：“时大彬之物，如名窑宝刀，不可使满天下。使满天下必不佳。古今名手积意发愤，一二为而已矣。时大彬为人埴，多袖手观奕，意尝不欲使人物色之。如避租吏，惟恐匿影不深，吾是知其必传。”由此可知时大彬制壶，其更注重于质，而不在于量，这正是他对自我的要求极高，不能为一般人所理解的缘故。清代李斗《扬州画舫录》载时大彬制壶：“遇不惬意，碎之，至碎十留一，皆不惬意，即一弗留。”因此，对“懒”的理解，在世俗的意义上，被视为不勤奋、不进取，在精神的意义上，恰恰是不为金钱与功利所动的特立独行的艺术人格的坚守，由技而进乎道，达到“无为而无不为”之境界的表现。而时大彬娄东交游的陈继儒，就曾在其中庭书有一自况联云：天为补贫偏与健，人因见懒误称高。此虽为自谦之语，但骨子里实透出一股简傲之气，表面所呈现的“懒”却极有可能是在精神上的坚守与修炼。人若孜孜于功利，为谋取物质利益而不择手段，表面看来是一种勤奋，实质则有可能是功利性使然，相反，在艺术上与精神上的成就，莫不是反其道而行之，而不能以世俗价值为评判标准。“天下熙熙，皆来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而如果艺术也如飞蛾扑火般地围绕利益而运转，自然是有悖于艺术之本质的，其成就与境界自然是略逊一筹，但是，对于精神为何物，大多数人并没有认知能力与切实的体验，因而，此一“懒”字是可以逆向解读的。相对于强调技艺性的职业绘画，文人画的出现就是一种“懒”的结果，而明清文人画的高度发展就取决于对精神性的倚重，高居翰教授（James Cahill）是研究中国传统绘画史的著名学者，在《画家生涯》一书中，他根据信笺、笔记、题跋等相关历史记述，考察了中国古代画家绘画与生活之间并不刻意凸显的真实关系。在书中，他向我们展示了中国绘画历史上一种属于“波希米亚”式的天才的画家类型典范的传统，这个传统最早可追溯到庄子《田子方》中那个“解衣般礴”的画史，而后是顾恺之、吴道子、崔白、梁楷，一直到明代大家如吴伟、唐寅、徐渭等，并指出“这一类型的画家，尽管直到明代才具备足够紧密的继承关系，从而形成一个持续的谱系，但它确实构成了一种偶发性的的传统，能代表在中国普遍存在的一类画家的形象。”这种“偶发性的传统”在欧洲艺术史上也并非没有表现，作为一个最具代表性的个案，最初就体现在十七世纪荷兰画家伦勃朗身上，而后在浪漫派画家及后来的表现主义画家中得以继承，并从梵. 高、苏丁一直延续到后来的贾柯梅蒂、弗兰克? 奥尔巴赫这样的当代画家。此一谱系之所以被称为“偶发性的传统”，是因为作为一种传统，它显然无法作为公众可以真正理解的一种传统而为人所认可，相比于普通人趋利而避害的社会本能，这种传统更可理解为一种真正精神意义上的传统。这种重精神而轻物欲的价值观念在文人画传统中被逐渐打造成一种神话，并被文人们所珍视，尽管在这个神话背后的现实可能是另一种生活。《画家生涯》即是以发掘这种生活为己任。在这本书里，高居翰从徐沁《明画录》中引述了关于5126 世纪苏州画家居节的事迹：“日得笔资，辄沽洒招朋剧饮，或绝粮则寐旦而起，写疏松远岫一幅，令童子易米以炊。”如果我们将徐应雷文中时大彬的形象与居节作对比，是很容易发现两段描述间的异曲同工之处的。高居翰在下文接着引用了关于清初山水画家陆为的记载：“所居超果市南，欲得其画者，每登寺一览楼，望其家炊烟至午后不起（显示他无粮可炊），乃持银米往易之，否则终不可得，故人以痴目之。”以上事例皆可称为“懒甚”的表现，我们不妨把这看作“始终忠于自我，创作伟大作品，不必考虑日用所需及烦忧的文人画家神话”（史景迁语）的一种较为极端的体现。徐应雷的《书时大彬事》一文，自然不是为虚拟这种神话而杜撰，因此，反而由此可以看出它的真实性。联系上文所引文人画家的事迹，足以说明，在时大彬身上，文人画家的艺术价值观对紫砂壶壶艺家创作的影响已深入骨髓。有意思的是，在紫砂壶艺术史上，我们也能看到这种“偶发性的传统”在后世一些杰出紫砂壶大家诸如邵大享、黄玉麟、顾景舟等人的紫砂壶创作生涯中得以延续与发扬，在他们相关的生平记载中都能够发现有此类不约而同的记述。不同于高居翰和史景迁这些西方文化学者的观感，对于中国人而言，显然这并非一种神话，而是中国自古以来注重精神文化的传统使然，在精神性与功利性之间的内在冲突，在艺术上是长久存在的，尤其在真正的艺术家身上往往表现得更为突出，一般的画家将绘画仅仅作为谋生之道，并心安理得于物质利益的获取。但对艺术的本质性有所领悟的艺术家，就必然意识到艺术家在某种程度上所面临的非此即彼的选择与牺牲。在《画家生涯》书中另一处，高居翰引用了一个在现实生活中很成功的清代画家的事例：“她（金红男）还提及南京的一位次流画家魏之璜，根据龚贤的说法，魏之璜靠着绘画足以维持一家四十口人的生活。（奇怪的是，今天见不到任何魏之璜的绘画能显示出哪怕仅以养活他自身的艺术天赋；上海博物馆藏一幅他512604 年的手卷代表了他的最高成就，他的绝大部分作品都远逊于此。）”自然，魏之璜的画之所以能够养活一大家子人口，应是因为他的画在很大程度上受人喜爱，并在很大程度上被大众与购画者认为是个优秀的画家，而他的这种成功也极有可能加强了他的自我优越感，但他不知道的是正因为这种物质利益上的轻易成功使其艺术最终止步于一种非精神层次的凝滞状态。联系到文人画历史中这些精神传统的影响，时大彬的行为举止被视为“懒甚”的缘由大概也能有几分容易理解了。紫砂壶壶在中国古代造物艺术中的独特性之一，就在于它是屈指可数的最接近于传统意义上精英艺术范畴的手工艺制作艺术，即在于它不仅仅只注重于器物本身，还更强调制作者本身的精神素养对器物形态意蕴之形成的影响，这无疑为紫砂壶壶注入了与众不同的艺术内涵，提升了紫砂壶壶造物艺术的精神高度，而这一切不能不说应归因于那个强调个性与灵性的时代审美思潮，以及人文荟萃的江南吴地那些不同领域的杰出人物之间的因缘际会。时大彬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们相信徐应雷所记述的时大彬 “黧面垢衣”、“懒甚”的朴野形象并非虚言，同样，我们也相信一个“敦雅古穆”的紫砂壶大家的形象依然是可信的，两者并不冲突，而只是取决于评判者的视角与好恶之不同，相比较而言，前者主要是从一种外在的、表面的观察角度去认知生活中的时大彬，而后者更着眼于时大彬的紫砂壶艺术及内在气质的判断，在看似相互抵牾的评判中，其实我们是能找到其相通与契合之处的。在时大彬娄东之游与《书时大彬事》所记述之时大彬行止，实际隐含了这样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即自大彬始，在紫砂壶壶制作实践中已被赋予了一种人格与精神的审美内涵，而非传统造物工艺上单纯以技术精巧与否为终极目标的标准，而这正是时大彬在改革紫砂壶壶工艺制作方式之后所开创的更为宏阔的形而上意义的发展空间。也正因为此，砂壶更受时人赏识，其价格也迅猛飙升，以致“土与黄金争价”。与徐应雷一样，周高起也同样感觉世风趋华，遂起“考陶工陶土而为之系”之意而著《阳羡茗壶系》一书，而非像徐应雷那样“欲尽击碎其壸”的非建设性的举动，这大概是因为周高起也是一个喜爱并懂得紫砂壶壶的有识之士吧。而至于当时人们对时大彬的否臧与争议，我们不妨引用其同时代的书画大师董其昌在其所著《骨董十三说》一书中的一段话：“骨董有逸品……因而遂有夸燕石为天下珍者，有视天下珍为燕石者，具眼不世出，良可叹也！执古证今，岂独骨董为然哉？”其论可谓颇具识者之燃犀，推物及人，亦可作如是观。徐应雷尽管不喜欢时大彬其人其壶，但也在文章最后也不得不承认时大彬制壶之技艺精湛，“ 今观时大彬一艺至微，似不足言，然以专嗜酒，故能精而以成其名，”。而作为流传至今的一篇关于时大彬形象的重要文献，它仿佛为我们打开了封尘已久的一段鲜活而生动的历史瞬间，而这一瞬间却是其他赞誉者所没有“拍摄”到的，尤其是——当时大彬已经在紫砂壶历史上成就了他无可撼动的卓越地位时，《书时大彬事》在今天就更具有其不可多得的独特的价值与意义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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