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从原晋国分化出来的韩、赵、魏三国在金文的字形与书写风格上仍具有较多的共性。铜容器铭文中字形规整的一类，以洛阳金村东周墓葬出土的骉羌钟铭文最著名，从铭文内容可知，钟是韩器，作于公元前404年(周威烈王22年)。铭文铸成，结体长方匀称，笔画圆转、细劲，郭沫若曾谓之“规旋矩折，而逼近小篆，是有道理的。其端庄、舒朗的风格亦与上述凝重的齐国金文形成一定的差异，较之春秋晚期晋器中之赵孟疥壶的那种故作修长的字体显得较为稳重、匀称，确有可能受了当时西方秦国文字的影响。洛阳金村墓出土的器物中尚有令瓜(狐)君嗣子壶，是战国时魏器，其铸铭与骉羌钟相近，但可能偏近于手写俗体，在规整程度上稍差。

与三晋相邻近的中山国之青铜器有着极优美的铭文，1977年在河北平山中王墓中出土的“平山三器”(包括中山王臖鼎与方壶，倿螆壶)之刻铭，其字形修长，细劲而又潇洒,点画之间或具修饰性的点缀，堪称战国铜礼器铭文中最具艺术性的美术体。其中方壶铭文长达四百五十字，也是战国时期最长的金文。

南方的楚国，在战国早期、中期时，金文字体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春秋时期南方金文那种硕长的形体特征而较为宽阔，笔画迂曲、流畅，如楚王醔章镈，与同时期的北方金文相径庭。至战国晚期，楚国金文形体多已变得扁平。笔面较短多弧笔，显得松散、草率，同早、中期楚国金文已形成明显反差。

　　关于本阶段新出现的且比较常见的“物勒工名”形式的铭文、纪量铭文，多数是在铜器铸成后用利器在器表刻出来的，且多出自工匠之手，随手刻成，故形体不规整，笔画细如芒发，字迹较潦草，俗体字亦较多。

战国中、晚期金文除了上述特征外，区域性较之春秋时期并未减弱而更有所强化，文字之字形亦因地区不同，在字形与结构上有不少差异。在列国金义中，旧存的西周春秋文字形体在此时已被地方性俗体取代。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新的形声字于此一阶段金文中繁生，长篇铭文中还大量使用假借字，这种情况亦为前代历来见。

战国金文中兵器铭文是一大宗，据古文字学家多年研究，列国兵器刻辞之内容与形式已可大致得知。如三晋战国中晚期兵器刻辞往往在开首纪年后依次记三级职名、人名。

三晋兵器中的“工师”多数作合文。工师前所加之“某库”，如韩器中所见之国都与地方之“左库”、“右库”，国都之“至（襄)库”、“武库”，赵器中所见国都之“邦左库”、“邦右库”与地方“左库”、“右库”、“上库”、“下库”，魏国的“上库”（可能仅设于国都）、“右库”、“左库”，这些库均是当时各国制造与存储兵器的处所。纪年用“王立事”，冶尹或治名后有“执齐(剂)”(即执掌青铜之合金成分)字样者多属赵器。冶尹或冶名后有“鼓(造)”字者为韩器。这类字形与文辞的特点亦可作为识别三晋兵器的参考。

秦国在战国中晚期的兵器刻铭亦记有上下几级铸造负责者职名、人名，也是先纪年，然后记职名、人名。秦兵器铸作分中央与地方两类，中央铸作兵器铭文所记负责者依次为相邦、工师(或有工大人)、工，相邦、诏事、亟、工，或相邦、寺工、丞、工。最高负责者由丞相担任，作丞相、师、工、丞相、丞、库、工。地方铸造兵器之铭文所记负责者则为守(郡守)、工师、丞、工(工的身分亦有为工鬼薪、工隶臣、城旦等类刑徒者)。秦兵器铭文中的“工师”不作合文，写成“工币”或“工师”，后者较晚。

燕国兵器铭文中，有少数可见刻有二级或三级督造者名。三级为郾王某、攻(工)尹、攻(工),二级仅有工尹与工。但燕国兵器铭文更多的是铸铭。不记一般监造者与工名，仅标明燕国君之名，即以国君为器主，此兵器类只有戟、戈、矛，铭文形式为“郾(燕)侯某”或“郾(燕)王某“造(或作)某器”。已见燕侯名有载，王名有职（或称侯）、戎人、喜。对这些燕王名所指各为史载何王，学者们作过研究，但尚未有定论。燕国有少数器铭则记监造者为将军或其他官吏。旧有有“子之戈”拓本流传，已有学者指出其实为赝品。除以上形式外，燕兵器铭文中亦有仅署明兵器所属军事部门名称的，如“左军戈”、”右军矛”，都很有特点，为它国兵器所未见。

齐国兵器铭文主要是铸铭，文字较粗犷。未见“物勒工名”形式，不记监造者与工名，内容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标明铸造兵器地点之地名，作“某地戈”之形式，地名如“平险(阴)”，“珲”、“阿武”、“平阿”等。地名下有的注明里名，如“平阳高马里戈”。也有在地名下加“造戈”二字的，如“高密造戈”，或在地名下加“左戈”“右戈”(亦有简化为“左”、“右”的)如“平阿左戈”。第二类是标明兵器之器主，实亦即使用兵器之军事武装的统帅者。多为陈侯(即田齐国君)及诸卿大夫贵族，言“某某戈”、“某某造戈”，戈名或称“徒戈”或“散戈”、“车戈”。如“陈侯因咨戈”，陈侯因咨即齐威王因齐，又如“陈子翼告(造)戈”、“陈子翼徒戈”。陈皆作堕，即史书所见之齐田氏。齐国兵器铭文中“戈”常写成“钱”，“造”写成“锆”或“戨”，为其特点。

　　战国时的楚国兵器铭文较少见。战国早期时楚兵器仍有鸟虫书字体，前文已提到，不再赘述。春秋中晚期流行的另外两种金文字体，此时仍存在，仍是铸铭，其内容主要是标明器主之名，采用“某”之器，或“某”之郜(造)的形式，如江陵雨台山三期墓(战国早期墓)M100出土戈(M100：15)所铭“周驛之戈”，字体延袭春秋晚期之硕长艺术体，但笔画变短，迂曲笔道不多。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析君墨启戈，字体虽仍近于春晚期南方流行的俗体的形式，显得较瘦长，但笔画拉长已不明显，风格简略而随意。至战国中晚期，楚兵器铭文在内容上没有大的变化，惟或在铭前加上纪年词句，常作“××之岁”的形式，即是大事纪年，但已由铸铭转向以刻铭为主，且在结构上变得松散，甚至草率。这种字体上的变化与整个楚器铭文的演变过程是相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