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石雕

北宋建政后，采取有力措施恢复战争的创伤，社会经济与文化复苏，在艺术上也形成了该时代特有的格局。另一方面，北宋政权对外妥协投降，不思进取，对内压榨人民，苟且偷安，消极腐化的生活影响到意识形态，社会充斥各种阴阳五行迷信、儒家性理之说。

道教的复兴也遏制了佛教文化的发展，文学和艺术中反映市民生活的内容日渐增多。影响到造型艺术，也使其丧失了前代雄奇伟岸的气派，趋向于工整、细致和柔美的样式风格。

宋陵石刻早期仍具五代遗风，形象略带夸张，强调气韵。注重写实，生动性减弱，人物端详，面容丰腴平和，缺乏动感。尽管如此，深厚的传统技艺功力，还是能使雕刻家摆脱程式化的束缚，在不同形态的石雕造型中融入个人的独创性及其内心的情感。

中国古碑碣自汉以来，时兴在碑上雕镂各种花纹图案，宋陵的瑞禽碑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其石面正中刻有劲健矫捷的神鸟，于高山云雾之间，或巍然屹立，或惊空飞翔，或展翅欲飞，姿态各异。

石人根据各自身份不同，造型也风格各异。宋代以来，社会经济发展和各种生产技术进步，使得建筑艺术已突破了唐代以来的格局，尤其是商来城市的大规模兴起，宋代建筑比唐代建筑更加秀丽而富于变化，产生了更为复杂形式的殿阁楼台，在装饰、装修等方面更为讲究，这就使得石雕艺术在建筑中运用得到更加广泛，技艺也更为精湛，形式更为丰富多采。

当时建筑的柱式也极为讲究，形式多样，有圆形、方形、八角形，还有瓜棱形柱。这些石柱上，往往雕镂各种精美的花纹图案。如宋代登封少林寺初祖庵的石柱就刻画了佛教神人的形象；宋代苏州罗汉院回廊的柱础，其造型之优雅，二方连续的卷草纹精美异常；金代曲阳八会寺的合莲卷草重层柱础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此外，雕刻狮子和力神的柱式更是令人叹为观止。

五代至宋，南北各地仍在修筑大量的石券桥，至金代（1189——1192），北京卢沟桥的建成，又创古代石桥装饰石雕艺术的奇观。它们虽然分属于不同的时期，但归根结底都是佛教石刻艺术对中国古建装饰雕刻的影响所致。

宋以后佛塔，多为砖石结构，引人注目的是佛教石经幢的兴起。公元7世纪后半期随着佛教密宗的东传，佛教建筑中啬了新形式——经幢。初唐时期，开始用石刻模似丝帛形的经幢，陕西富平永昌元年（689）的经幢是较早的遗物。

石刻经幢多立于佛殿之前，因而对衬托华丽庄严的佛教建筑起到一种画龙点睛的作用，其造型之美与佛塔皆在伯仲之间。从唐代起，经幢就逐渐采用多层形式，还以须弥座与仰莲承托幢身，雕刻也日趋华丽。五代至末经幢建筑发展达到鼎盛阶段，现存之宋代诸石刻经幢，最著名的是河北赵县宝元年建造的经幢。整座石刻经幢造型俊健华丽、繁简相间的细部装饰和谐统一，又富于变化，细腻的雕刻形象和华美的构图水乳交融，不愧为西方艺术与民族传统风格样式合璧造化的典范。

末代的佛教石窟艺术不及前代雄伟壮观，其光辉的成就是表现在现实主义的加强，思想感情的深刻，世俗生活气息的浓厚，以及雕刻原技艺和形式皆有创新。与前代不同的是，雕刻作者的姓名多有与其作品共存的现象。雕刻家的性格才艺及创作过程也散见于史书，这表明社会各界对雕刻艺术及其创作者有所重视，同时也向世人展示了艺术家本身对艺术创作孜孜以求的进取精神。

宋代佛教开窟造像的浪潮仍在全国各地此起彼伏，其中皆有不少艺术价值颇高的石刻作品出现。当时盛行罗汉群像，呈现了多姿多彩的艺术造型，实为现实生活中不同人物的性格气质再现，反映了雕刻者对生活观察的敏锐和表现传神的高超技艺。

我国的小件石雕工艺品的创作，历史十分悠久，但在中上古的相当长的时期并不发达。自宋代以后，市民生活日益丰富，以多种形式和题材适应社会各阶层需求的石雕工艺品才日渐发达。当时人们利用各种石料，将其雕刻成花插、花瓶、座屏、山水盆景、图章以及各种小件石雕工艺品。襟代著名雕塑家王刘九就以善刻各种小件佛像、寿星而名扬天下。至南宋以后，小型赏玩性的石雕工艺品逐渐形成大观，在美术史中的地位也日益重要。

过去，我们说过佛教艺术对中国古代石雕艺术的深远影响，及其改造发展中国古代艺术的巨大价值和作用。事实上，古代中国在文化艺术上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都存在着吸收消化外来优秀文化营养的可能性。自宋以后，外国风格的石刻文字和雕刻、建筑艺术更为常见。这些西方艺术虽然并不能从根本上影响中国传统的石刻创作，但它们却是西方文明东渐的明显信号。因此，泉州的外国石刻艺术的传入，在中国社会史上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